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梁漱溟著。原系梁漱溟为抗衡其时西化之说而开的“东文明及其哲学”系列稿。本书将中、西、印文明归纳为三种不同的人生向：文明“所走的是第一条向——向前的向”，即降服天然、的向；“我国文明是以意欲自为谐和、持中为其底子的。

印度文明是以意欲反身向后要求为其底子的”。由此解说何故的科学技术兴旺，印度的出生、禁欲观念兴旺，而我国人的“住世”观念兴旺。作者以为，人类文明的开展必定要有一个底子革新，即“由第一向改变为第二向，亦即由西洋情绪改变为我国情绪”，由于“住世思维之最者无逾于孔子”。

梁漱溟关于中、西、印文明三向的说法尽管仅仅一种直觉，但在其时却起到了“震慑”的效果，尤其是他对中、西、印不同文明向的剖析与阐明，一会儿避开了“全盘反传统”的矛头，“使我国感到，不知道应该怎样作出反应”；而关于一向文明主体性的现代新儒学来说，这种不同向的剖析与阐明却起到了的效果——对我国传统文明之民族特色的留意。所以，熊十力以“国家栋梁”来赞扬《东文明及其哲学》在其时所起的效果，牟三也赞赏《东文明及其哲学》是一部“进修之作”；而美国学者艾恺则以为，《东文明及其哲学》不只“引起了东西文明的争辩，并为1923年的科玄论争预备了条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