南边航空曾于2013年末迸发营销弊案。这一案子以内外联手为特征：南航控股子公司——广东南航易通电子商务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南航电商公司”）违规向票代公司供给内部职工账号，票代公司由此贱价拿票、违规改签，将其间差价收入囊中。
时任南航电商公司副总经理的余思友及其手下刘宇东，是本案的“内鬼”。他们被指向票代违规发放内部账号。2016年12月底，广东省高级人民法院终审宣判：余思友犯滥用职权罪和职务侵占罪，获刑七年半。刘宇东亦因犯滥用职权罪，获刑四年。
一起被判刑的还有涉案票代——广州金达航票务服务公司（以下简称“金达航公司”）的负责人孙德，以及该公司若干作业人员。法院确定他们犯有欺诈罪。其间孙德获刑十一年，其他作业人员获刑三至五年不等。
这一判定成果较一审判定有了较大改变：在一审中，包含孙德、余思友等在内的一切被告人，被控“一起贪婪”，他们的获刑年限在五年至十五年不等。而终审的判定成果是：吊销贪婪罪判定，对南航人员判处滥用职权罪，对金达航公司人员判处欺诈罪，获刑年限较一审判定成果均有所缩短。
孙德的妻子在1月11日告知记者说：即便是终审判定已下，无论是孙德仍是余思友，都仍然以为这仅仅是一个民事纠纷案子，或许算得上违规，但并不构成犯罪。他们将持续申述。
改签黑洞
问题出在南航电商公司。这家公司成立于2003年，起初是南航的控股子公司。南航持股51%，另一家澳大利亚公司持股49%，其任务即为研制并运转南航上机票直销体系。
民航订座体系包含航空公司控制体系（ICS体系）和署理人分销体系（CRS体系）。其间ICS体系仅由航空公司运用。在该体系中，每家航空公司都享有独立数据库、用户群，持有帐号的作业人员根据层级和授权进行操作。
金达航公司是票务署理，无法直接登录ICS体系。其作业人员只能运用CRS体系。CRS的主要功能仅仅是为署理人供给航空可运用状况查询、航段出售、订座记载、电子客票预订，旅行产品等服务。
机票出售遵从一条基本规律：出售时刻越早，平等铺位机票扣头就越大。远期廉价票往往附加改签条款，比方改签需求补差价，或许直接不允许改签。假如旅客要求改签机票，一般由票务向旅客代收差价，再和航空公司就改签费用进行结算。这一系列操作均在CRS体系中完结。
作为南航的子公司，南航电商公司直接运用ICS体系——运用ICS内部作业号改签机票，无需即时交纳改签费用，体系自动识别其具有免费改签的权限。这给了南航电商公司寻租的空间。
判定书显现：共有21家署理商经过不正当的方法，从南航电商公司获得了ICS账号，金达航公司仅是其间之一。
金达航公司的获利方法是：在承受旅客订单后，先在南航公司官方站购买贱价的远期电子客票，再运用南航公司官方ICS作业号进入南航公司订座体系，私行将客票的出行日期更改为旅客需求的近期电子客票，并向旅客收取高于远期客票价格的费用。
比方，一旅客需求预订2月10日的机票，市场价为1800元。那么金达航公司可在ICS体系里挑出一张3月1日的机票，价钱或许仅为1500元。金达航公司将这一机票改签为2月10日，以1800元的价钱卖给旅客。这300元的差价，原本是这张机票的改签费，该由金达航公司交给南航。但在体系内部，300元记在南航电商公司的账上。实践上，这300元落入了金达航公司的口袋。
判定书显现：金达航公司用这种方法售出机票19902张，并吞因改变客票日期而应当付出南航公司的改签费用合计386万余元。
谁的职责
南航公司是在2013年10月底向广东省公安厅机场公安局报警的。
司法资料显现：其报案称，在2011年10月至2012年6月，南航公司经过南航电商公司出售的机票中有23722张机票在出票后被违规操作，虚拟成行日期，形成南航票价差额丢失为人民币952.11万元。公安部门于同日以涉嫌欺诈对该案立案侦查，几名被告人终究被带走。
实践上，早在2012年，南边航空即在内部审计时发现了上述改签“黑洞”，并向南航电商公司开出964万元的罚单。
判定书显现：针对ICS作业号的运用，南航公司与南航电商公司签有协议。协议称：以南航电商公司的名义向南航公司请求的ICS作业号，运用主体为南航电商公司。未经南航公司授权，南航电商公司不得与第三方签定任何协议在南航电子商务平台开展业务，南航公司不供认其有效性，形成的丢失及后续的补偿问题由南航电商公司独自承当。
彼时，南航电商公司并不以为这对南航公司形成丢失。司法资料显现，在罚单下发之后，南航电商公司的负责人曾在南航有关会议上解说说，票代此举能够协助南航直销体系扩展销量，“在这市场竞争鼓励的环境下，多卖些机票总是有利的。期望各个部门多多支撑”。
这笔改签费用归谁一切，各方观念并不共同。余思友在司法资猜中称：“违规改变机票即贱价票改高价票涉及到差价，按规则应由南航电商公司收。”而孙德在司法资猜中称：ICS账号是南航电商公司自动供给给金达航公司的，他以为这笔钱是南航电商公司让渡部分赢利给票代，“是一种优惠政策，是两边互惠互利的一种合作联系，没有规则要上缴南航”。
南航电商公司迟迟未将这笔罚款交纳给南航公司，导致南航终究报警。一份由南航出具的《南航电商公司作业号违规改票有关阐明》的依据称：“因为孙德、余思友歹意勾结，滥用电商ICS作业号，直接导致南航股份无任何民事根据向实践负责人孙德等人追索。而这明显归于南航股份的丢失。”
对此，广东省高院以为：金达航公司与南航公司之间是票务署理联系，金达航公司只能向南航公司收取署理手续费，而机票款应属南航公司一切，作为票务署理的金达航公司无权占有机票款。因而，这部分机票差价应归于南航公司一切。此外，金达航公司无权运用ICS体系作业号改签客票，也无权获取改签客票的差价。
在本案的一审和二审中，多名辩护律师均以为：此案应属民事纠纷，并不构成犯罪。对此，广东省高院确定：现有依据不足以证明余思友和刘宇东具有非法占有的片面成心，但他们明知金达航公司不具备运用ICS作业号的条件，却为其违规批阅，行为客观上形成了南航公司的经济丢失，应确定为国有公司人员滥用职权罪。孙德等人经过不正当手段获取ICS作业号改签客票，骗得南航公司客票差价，其行为具有刑事违法性，应依法追究其刑事职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