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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2019年-2021年场外配资刑事案子总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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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场外配资刑事案子数量
(2) 场外配资刑事案子区域散布
(3) 场外配资涉刑罪名
二、场外配资涉刑首要罪名剖析
(1) 场外配资涉欺诈罪剖析
(2) 场外配资涉不合法运营罪剖析
(3) 场外配资涉其他罪名剖析
三、场外配资的界说和鸿沟
(1) 究竟什么是场外配资
(2) 场外配资归于哪类证券事务
(3) 此类事务是否归于场外配资
前语：
证券市场场外配资事务的前史由来已久，最早能追溯到2008年证监会树立融资融券买卖形式之前，彼时，没有多少人会重视这个以证券财物为质押物的民间假贷买卖。直到2015年的股灾，人们才忽然意识到高杠杆的配资买卖竟然能对证券市场形成如此之大的损伤。（本文所称场外配资特指股票配资）
2015年之后，跟着监管冲击、职业内争、股指跌落，股票配资的事务规划不及原先十之五六，特别是2018年整年股指如钝刀割肉式下挫，导致不少配资组织破产败亡，但此刻站在2021年回望，或许不少人反而会对最初的败亡感到幸亏。
2019年11月，跟着最高院《全国法院民商事审判作业会议纪要》的发布，股票配资合同被确认无效，配资方的首要收入来历“利息”不再受法令保护，一起，此刻已有配资渠道涉嫌刑事违法的零散风闻。
2020年5月份，多地证监局发布场外配资黑名单，与此一起，国家刑事机器已轰然开动，股票配资刑事案子突然增多。
2021年，不少配资刑事案子现已审结，还有不少案子正在审理傍边。据此，笔者整理了2019年-2021年股票配资刑事判例，结合笔者所承办、参加的配资类民、刑事案子实践经验，从对违法数量、地域、首要罪名等方面对股票配资刑事案子进行剖析，以期对相关理论及职业内人士有所参阅和警示。
注：本文数据来历为<威科先行>数据库中输入“股票配资”要害词所挑选的刑事判例数据，因检索方法和核算口径的原因，部分案子经两级审理和存在多重罪名，因而核算数据与实践判例数据存在必定收支。
一、2019年-2021年场外配资刑事案子总述
（1）场外配资刑事案子数量
笔者查阅了2019年至2021年的股票配资刑事判例，其间2019年数量较少，为34件，且不少为触及期货配资或P2P不合法集资案子，实在朴实因运营股票配资事务涉不合法运营罪的仅有5件，触及股票配资相关欺诈案子的有18件。
2020年配资类案子骤升至107件，其间涉不合法运营罪案子为40件，涉欺诈罪案子为67件。
2021年1至5月份，已发布判例有22件，其间涉不合法运营罪10件，涉欺诈罪案子17件。
（2019-2021年股票配资刑事判例数据）
（2）场外配资刑事案子区域散布
经核算，2019年至2021年中，股票配资涉刑案子数量前五名省份分别为浙江、河南、上海、江苏以及福建，其间浙江省的数量为44件，高出第二位河南省数量57%，这与浙江区域民间本钱较为兴旺不无联系，当然此类地域数据核算方法较为大略，同一案子或许存在二审而被重复核算的景象。
而在浙江省内，各区域中院所辖区域判例数量分别为：绍兴中院12件，杭州中院11件，宁波中6件，台州中院5件，嘉兴和金华中院各3件，温州中院2件。
（2019-2021年股票配资刑事判例地域散布）
（3）场外配资涉刑罪名
如下表所示，场外配资所涉前四大罪名分别为欺诈（含各类欺诈罪名）、不合法运营罪、侵略公民个人信息罪、不合法吸收大众存款，之所以是这四类罪名占主导，首要是和配资事务形式有联系，笔者将在本文第二部分作扼要剖析。
序号
罪名
案子数量（件）
1
欺诈（含欺诈罪、合同欺诈罪、集资欺诈罪）
102
2
不合法运营罪
55
3
侵略公民个人信息罪
10
4
不合法吸收大众存款
3
二、场外配资涉刑首要罪名剖析
（1）场外配资涉欺诈罪剖析
为什么股票配资所涉欺诈罪案子这么多呢？笔者在剖析了近百个判例后发现，涉欺诈罪的案子首要有以下两类：
1. 资方骗保证金。此类案子往往是假资方真欺诈，盘方在签完合同打完保证金后，资方当即找理由修正暗码拘留保证金，资方或许直接消失或许假借洽谈延迟盘方报案时刻。此类案子一般定性为欺诈罪或合同欺诈罪。典型案子如(2020)沪0113刑初370号。
2. 配资渠道虚拟盘。实践中，有许多场外配资渠道并不实在接入证券市场，配资客户实质上是与渠道方在对赌买卖，配资公司赚的是客户所付出利息及客户的亏本。假如配资渠道经过欺骗性方法（如树立虚伪炒股教师人设、虚伪交割单、组成虚伪股民群）诱惑股民配资，再以客户亏本为首要收入来历的，大概率会定性为欺诈，典型如(2020)浙0602刑初556号、(2020)苏01刑终604号案子。当然，考虑到罪犯的违法动机、首要违法所得来历，实践中也有配资虚拟盘定不合法运营罪的判例，但整体而言份额较少（如温州中院的(2020)浙03刑终597号案）。
（2）场外配资涉不合法运营罪剖析
对绝大多数“正规运营”的股票配资渠道而言，欺诈罪并非其重视焦点，不合法运营罪才是悬在头上的达摩克里斯之剑，而现在，这把剑已然落下。如下表所示，现在各地法院或多或少都有判定不合法运营罪的判例发生，其间河南、浙江、福建、上海为甚。
（2019-2021年股票配资涉不合法运营罪地域散布）
经笔者剖析，在股票配资涉不合法运营罪案子中，绝大多数违法团伙形成了公司化、组织化的运作形式，并用选用分仓软件运营配资事务，而证监会在本年4月30日的布告中表明，整个2020年，证监会已向公安部门移交配资案子线索89件，公安机关抓捕违法嫌疑人700余人，下一阶段证监会将持续要点冲击体系化、规划化的场外配资活动。
值得重视的是，在证监会发布的十个典型配资事例中，第七个事例为厦门蓝象公司的期货配资软件不合法运营案，该公司主营“知富”期货分仓软件，笔者在2020年期间碰到不少涉“知富”期货软件涉刑案咨询，其时还专门写了篇「事例剖析」涉“知富期货软件”刑事判例剖析 剖析判别该类案子，时过半年，该公司也以不合法运营罪移交检查起诉了。因而，能构成不合法运营罪的不仅仅是股票配资渠道，为配资渠道供给配资软件的公司相同存在构成不合法运营罪的或许性。
别的，近期常常有人问笔者，在不必配资软件（即用实在证券账户）的情况下运营配资事务是否就不会构成不合法运营罪？笔者以为，场外配资是否构成不合法运营罪并不以是否运用配资软件为条件要件，而是配资事务自身是否归于证券事务，以现有刑事判例剖析，运用配资软件运营配资活动，构成不合法运营罪为大概率事情，运用个人账户运营配资事务，如以体系化、规划化方法运营的，该种运营方法也或许在刑事冲击规模内，至于个人之间零散假贷配资行为是否会确以为“运营证券事务”需要有关部门清晰。
（3）场外配资涉其他罪名剖析
涉侵略公民个人信息罪：和P2P渠道、现金贷渠道相似，配资渠道的运营也离不开客户数据，因而，单个配资渠道选用购买公民信息乃至盗取公民信息的方法取得客户联系方法，再选用电话或微信方法开展事务。该类行为构成涉侵略公民个人信息罪。事例：(2019)闽0111刑初903号。
涉不合法吸收大众存款罪：实践中，单个配资渠道以售卖理财产品方法向社会大众吸收资金，构成不合法吸收大众存款罪。事例：(2021)津0101刑初84号。
操作证券市场：据证监会通报，2020年整年，证监会合计向公安机关移交及通报案子线索116件，其间有部分为操作证券市场案，据笔者所知，上述案子中有不少配资中介卷进其间，笔者即为某起操作证券案子中配资中介的辩解人。
经笔者剖析，在涉操作案子中，配资方是否会构成操作证券市场罪，要害看配资方是否明知盘方存在操作行为而给予帮助，而确认是否明知，则要依据供给账户数量、金额、是否对账户实时监管、是否参加买卖、两边协作期限、是否收到监管部门监管函等各个要素归纳判别，为此，笔者此前也专门写过一篇文章进行证明剖析配资中介涉嫌操作证券市场罪案子刑事辩解思路 。
配资中介涉操作证券市场案的典型事例如罗山东、龚世威等人操作证券市场案，该案中配资中介吕某某、张某某、金某某均被确以为操作证券市场罪共犯。
三、场外配资的界说和鸿沟
(1) 究竟什么是场外配资
尽管监管组织早在2011年就现已开端防备证券期货配资危险，但详细何为场外配资，到现在为止，在法令和行政法规层面却并没有一个清晰的界说。
直到2019年11月份最高院发布的《全国法院民商事审判作业会议纪要》中才对场外配资进行民事司法层面进行界说：“场外配资事务首要是指一些P2P公司或许私募类配资公司运用互联网信息技术，搭建起游离于监管体系之外的融资事务渠道，将资金融出方、资金融入方即用资人和券商营业部三方连接起来，配资公司运用核算机软件体系的二级分仓功用将其自有资金或许以较低本钱融入的资金出借给用资人，赚取利息收入的行为”。依据这个界说，场外配资表现形式需契合两点1.运用软件进行二级分仓。2.赚取利息。
笔者观察到，在民事审判范畴，关于场外配资的确认，现实上现已突破了上述界说，很多个人之间运用实在证券账户的配资行为也被确以为场外配资行为，判定合同无效，配资方利息不被支撑。笔者以为在民事审判范畴恰当扩展场外配资的确认规模，经过司法裁判的演示、引导作用，有利于引导证券的合规买卖，保护金融安全、市场秩序。
在刑事审判范畴，在现在已有的刑事判例中，凡被定性不合法运营罪的，配资方均运用了分仓软件，笔者以为这也契合刑法的罪刑法定和谦抑性准则。
(2) 场外配资归于哪类证券事务
依据2020年《证券法》的榜首百二十条规则，证券公司的持牌事务为（一）证券生意；（二）证券出资咨询；（三）与证券买卖、证券出资活动有关的财务顾问；（四）证券承销与保荐；（五）证券融资融券；（六）证券做市买卖；（七）证券自营；（八）其他证券事务。其间，证券承销、证券保荐、证券生意和证券融资融券事务为非证券公司不得运营，运营证券出资咨询服务需证监会核准。也就是说，《证券法》明令不得私行运营的证券事务为证券承销、证券保荐、证券生意、证券融资融券、证券出资咨询事务。
笔者在查阅了许多场外配资涉不合法运营罪判例后发现，大多数判例仅确认了场外配资事务为证券事务但并未就详细为哪类证券事务进行论说。笔者依据现在的刑事判例中违法现实揣度，运用分仓软件运营场外配资事务应该为构成不合法运营证券生意事务和不合法运营证券融资融券事务。
首要，依据《证券生意事务管理办法（征求意见稿）》中规则，证券生意事务是指在证券买卖活动中，承受出资者托付，处理买卖指令、处理清算交收的运营性活动，对照配资分仓软件的托付买卖、清算交收等功用，咱们能够确认，运用分仓软件的行为现已构成不合法运营证券生意事务。
其次，依据《证券公司融资融券事务管理办法》的规则，“融资融券事务，是指向证券公司向客户出借资金供其买入证券或许出借证券供其卖出，并收取担保物的运营活动”。因而，融资融券中的融资事务，其实质为以证券为担保物的告贷行为，而场外配资事务的运营形式与证券公司融资事务共同！
(3) 此类事务是否归于场外配资
跟着行政、刑事监管的介入，民间本钱出资证券财物的方法正在悄然发生变化，部分原先的配资资金被迫改动出资形式，从本来的收取固定收益的危险讨厌型资金转为出资私募基金产品以获取高额收益，还有部分配资资金不再以收取利息为盈余形式，转而与操盘方同享出资收益。
那么，假如某资金方运用分仓软件与很多操盘方达到协作，资方出资金，盘方出保证金，约好不收取利息，资方仅就出资盈余进行分红，这种买卖形式是否会涉嫌不合法运营证券事务呢？笔者以为不能扫除构成不合法运营罪的或许性，尽管从买卖形式上看该类买卖方法不归于证券融资事务（其收入来历并非收取利息）且运用分仓软件的意图为进行危险操控而非收取生意费/买卖手续费，但该类买卖形式从客观上会发生扩展买卖资金的作用，且将形成证券账户实名制形同虚设，足以打乱市场秩序，搅扰市场监管。以现在监管对证券违法“零忍受”的情绪，极有或许以刑事手法规制。
再往外扩展一步，私募证券基金出资人之间或信任出资人之间所约好的“收益权交换”、“差额补足”等协议是否其实质也归于场外配资，是否也应当以刑事手法规制呢?笔者以为，在民商事案子审判傍边，咱们能够依据个案现实穿透检查其买卖实质，以此判别是否为场外配资买卖，但在刑事案子中，有关部门应当遵从罪刑法定的准则，切不可作扩展解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