當年有這麼一群人，對北京的房子有著異乎常人的迷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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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們買一環的房子時還特別註明要以天安門為圓心，用圓規畫圈，房子在半徑3公裡以內，否則就不買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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這不是一個個例，而是這群人裡的许多位都這麼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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许多人，一猜就能猜到這些土豪便是山西煤老板。

這群人，其錢也多，其興也速，其衰也快，可謂是中國經濟大潮中的一場流星雨，照亮瞭中華大地的同時也在快速走向自己的終點。他們身上有什麼樣的故事呢？

01

山西的煤老板濃墨重彩的故事，還要從山西獨有的資源優勢說起。

山西被稱作“煤海”——煤炭的海洋，煤炭資源極其豐富。

從行政區劃上來說，山西有118個縣，94個有煤。煤炭的儲量挨近於2600億噸，占全國的三分之一。

新中國建立以來，山西累計產煤140億噸，占全國總量的四分之一。從南到北，煤田遍佈全境。

山西的煤，不僅儲量大，并且品種全、質量好。這些煤，發熱量大、雜質少，是優質的工業糧食。

中國作為一個煤多油少的國傢，动力結構上十分依賴煤炭，工業耗费70%靠煤。而全國的火力發電，每兩度電就有一度電用的是山西煤。

并且由於山西地質構造簡單、煤層厚、埋藏淺，有些農村蓋房挖地基都能挖出煤。換言之，村村都能跑出個煤老板。

整個山西变革開放之後不出有钱人，那才是天理難容呢。不過煤老板也不是那麼简单起傢的，賺錢總有賺錢的路數。

山西煤老板自有他們的致富經。

上個世紀80年代初期，中心對山西煤炭动力發展的根本战略是“有水快流”，鼓勵中心、当地、集體個體一同上。

這是煤老板的第一次時代機遇，組織一切手邊的資源大搞礦井開發建設，许多人因而收獲瞭第一桶金。

煤炭產量激增之後，煤炭行業卻遭受瞭火車運量瓶頸。煤老板的勢力當然無法與國有煤礦比较，煤炭運不出去，他們的第一春也就結束瞭。

1993年煤炭價格開始放開，價格雙軌制，計劃外的煤炭市場开始构成，煤老板又迎來一春。

可好景不長，1995年再次遭受運力瓶頸，山西出臺“以銷以運定產战略”，多生產就要被罰款。

為瞭拿到運輸指標，“跑車皮”活動應運而生。在某種意義上，煤老板們的第二春好像並不是來自采礦域，而是來自流转域。

1998年，由於受金融危機的影響，國內的煤炭滯銷，國傢為瞭盤活市場，開始將國有煤炭企業層層下放，承揽給個人。

到瞭2000年，當初承揽煤礦的一部分人敏捷回收瞭本钱。

在之後的一年中，隨著煤炭價格的復蘇，煤炭資源大省山西的民間資本市場活躍起來。

许多民資湧入煤炭行業，煤老板們又迎來瞭第三春。

至此，“煤老板”成為瞭一個劃時代的名詞，在媒體上頻頻出現。

02

煤老板們也開啟瞭自己豪氣的人生。

暴富之後的煤老板手上現金足够，經常自嘲自己除瞭錢以外一無一切。

如此悲慘的人生，當然需要把金錢用到極致方才干體現自己超級新貴的身份。這也就催生瞭魔幻味十足的煤老板土豪消費觀。

开始在煤老板階層中，豪車是一種身份的标志。

據媒體報道，有一山西煤老板開著車經過收費站時，被攔截付款5元。該老板聽聞之後大怒，說瞭：“你也不看看我開的是什麼車？”之後怒甩100元大鈔。

在收到找零之後，煤老板屡次成心經過原地並放下毛爺爺，直到收費站沒有找的零錢為止。

他還以此為由，拒不離開。最終，收費站隻好抱歉，退款瞭事。

2005年，山西一傢汽車貿易公司曾做出調查。

山西私家擁有賓利、奔馳、寶馬等典型豪華車數量打破1000輛。

此後，媒體將煤老板描述為買房子、買車子、包妹子、擲骰子、抽料子的“五子登科”形象。

之後的幾年中，煤老板中間又興起瞭在北京買房的大風。當然，非凡之子必得非凡之房，他們一般按整棟買。

此外，嫁女也被視作是炫富的一種新范式。

曾有一位煤老板斥資7000萬在海南三亞嫁女，會場上群星集合，陣仗堪比“春晚”。

在被媒體曝光之後，煤老板的豪氣再次成為瞭轟動一時的新聞，引發瞭全國街頭巷議。

03

2008年全球經濟遭受金融危機沖擊堕入蕭條，煤炭需求跌入低谷。

與此同時，國傢也加大瞭办理力度，公眾對煤老板黑色發財史的關註也曝光出瞭越來越多的問題。

這成瞭日後煤炭業被整頓的重要理由之一。

小煤窯的破壞性发掘其實對山西的煤炭資源破壞嚴重，導致瞭山西的煤炭可用量大大減少。

除此之外，因采煤构成的采空面積和被毀壞的土地俯拾即是。

那些隱伏在地底下的采煤巷道橫七豎八，縱橫交錯，许多高速公路、企業廠礦、農民房子都是懸空而居，危機重重。

據山西發改委統計，山西采煤构成的采空區已達到2萬平方公裡，相當於山西1/8的國土面積。

山西省國土資源廳早兩年供给的礦山地質環境調查結果顯示，全省因采礦活動引發的坍塌、滑坡有754處，影響面積14萬畝；地上陷落多達2976處，影響面積100多萬畝。

僅2010年因礦山開發導致的地上陷落及采礦場破壞土地就達20.6萬畝，其间12.99萬畝是犁地。

04

构成這一切的煤老板們，也飽受人們指責。

许多人乃至視之為社會品德滑坡的洪水猛獸，但客觀而言，他們並不是那樣沒有良知，那樣窮奢極欲，那樣唯利是圖，他們也經常處在一種对立和糾結的苦楚中，處在一種良知譴責的内疚中。

曾有一位煤老板就說：“我常想起我爹當初勸我的話，說開煤礦損陰折壽。這句話讓我結記瞭幾十年，當作鞭笞和警示……開煤窯，犧牲資源，確實有些過意不去。”

正是由於這種内疚，许多煤老板們一旦有瞭利潤，都會多多少少地拿出一些來反哺農業，感恩鄉親，回饋社會。

老蘇說，他光給村裡打水井就打瞭三回，每回都至少要扔進去四五十萬元；給村裡筑路和植樹造林的款子也是他的礦裡出。

别的，每年還給村裡每畝地補足230元，每人每年送1袋面、6噸煤……能够想見，這是絕大多數煤老板都具有的人道善性的那一面。

但另一方面，由於煤老板們都是把腦袋別在褲腰帶上幹這種“虎口拔牙”的營生。

所以僥幸成功後——他們用生命換來瞭別人幾輩子，乃至幾十輩子都掙不來的財富，這種雲泥之別的落差，必定催發他們及時享樂和人前擺闊的变形思維。

但無論怎么，山西煤老板們，已經是一個註定會在歷史上留下負面評價的時代概念。

後人大约會如此評價這樣一批特别群體吧：

他們是一群對己對人，對社會，對國傢都是損害遠大於貢獻而不招人喜歡的一個特别群體。